我背羊送给王世泰
吴保恒
吴保恒
说起我在文革中给陕甘宁边区创始人、“西北名将”王世泰送羊，那虽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因那个时代特殊，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感受的。
大约是在1971年冬天的时候，兰州军区召开清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工作会议，布置“批林整风”教育。我作为青海独立师政治部宣传科负责部队教育的副科长，被派去参加会议。
在去开会前的一天晚上，师里王怀玺副政委找到我家。我猛然一惊，因王副政委资格很老，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领导，行政11级。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团政委，1962年前曾任陕西公安厅政治部主任，那年新疆伊塔事件（又称"5·29"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在1962年的初夏，是指中国新疆约有6.1万中国公民，通过以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为主的几个重要边境口岸，集体非法越境前往邻国苏联的叛国事件。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有中国经济困难，苏联方面鼓动的现实原因，也有积累的历史原因）。当时紧急抽调武警部队（一度称公安部队）补充边疆，王怀玺也被调到武警新疆总队担任副政委。文革期间，各省、市、区武警总队改称独立师后，青海和新疆武警换防，王怀玺又调到青海独立师，仍担任副政委。当时部队不少干部心里都很清楚，按能力王怀玺完全可以胜任军职干部，因他的下级有的都任军职了，但他因受到他的亲叔叔、原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第二兵团政委，建国后甘肃省首届省政府主席、后任甘肃省政协主席的王世泰在文革中被划为叛徒与特务的影响，职务始终上不去。到青海后，他又被派出去参加军管了。所以平时见不上，只是星期天和有时晚上能照个面。当时因那种大形势，王副政委话语很少，不熟的人更不会说啥。他跟我之所以熟些，是因为一次在闲谝中，他知道了我是眉县人，在陕北延安地区当过几年兵，我爱人也曾在延安纪念馆当过讲解员，特别是还在他的老家洛川县土基公社黄连河大队搞过社教。就这样我们便熟起来，他还曾给我讲过些在关中分区保卫延安、扶郿战役、及在兰州战役中血战狗娃山等战斗故事。
王怀玺副政委那时已五十出头，尤其是他社会经历丰富，处事十分老到，看人能看到骨子里。他在几次闲谝中看出我这人是属于保守观念的人，曾发泄过对文革中打砸抢的不满。于是才提出让我给王世泰送羊。
他说:“我今个到中灶(当时科、团以上干部就餐的地方）看了两趟，没见你去吃饭。”
我说：“我下部队了，刚回来。”我连忙拉了条木椅子叫他坐。
他说：“我不坐了，听说你明个到兰州开会？”
“嗯。”我答应着。
“那麻烦你明个给王世泰送只羊。”
我说：“兰州我不太熟，具体住在啥地方？”
“唉，叫造反派整的，一天东躲西藏的。可能在这个地点，我给你写上。”这他才坐到椅子上，趴在桌上给我写了个地址。
我拿了条子，装在口袋里，表态说: “王副政委，我一定设法送到，明个早上五点我到你家取羊。”
他说：“这事不能叫旁人知道，包括司机。”
我说：“您放心。”
他又叮咛说：“你黑了去，白天人恐怕找不着。”
我说：“好，我一定设法送到。”我再次向王副政委表了态。
第二天天不明，我悄悄从王副政委那里取出被牛皮纸包捆好的、已在楼下小库房冻得硬邦邦的羊，大约有四十来斤。我悄悄地背到汽车班，叫上预先安排好的司机，放在了车后头，开上车便出发了。
那时候一方面路况不好，再加上到处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设卡干扰，我坐那吉普车又破旧，毛病比较多，所以赶到兰州已天都快黑了。
我们仓忙在兰州军区招待所登记，安排了吃住，我便对司机说：“你把车后面打开，我把羊取出来。”司机还热情地说：“在那，我送你去。”我谎称说：“不远，我战友家就在跟前。”而后，我背上那羊便走了。
我们在青海的部队都知道，西宁是个界。冬春若是朝西走，那皮大衣是必带的，因青海“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尤其是冬春季节，经常是七、八级大风，遇到沙尘暴，飞沙走石，人爬到地上，动都不敢动。但是从西宁往东走，皮大衣不用带。那时青海部队冬季装备，穿得比较厚，上身里面背心、衬衣、绒衣、棉背心、棉衣、罩衣，下身内裤、衬裤、绒裤、棉裤、罩裤，脚上是布袜子、大头皮鞋，头上戴的老羊皮军帽子，光这一身行头都有几十斤重。我背着那四十多斤重的羊，因那时没出租车，公共汽车又不让上，且人生地又不熟，我只该按照王政委写的地址，边问边找。兰州人地方方言很重，我还听岔了，结果多走了四、五里冤枉路。所以从晚上不到七点出发，赶到王世泰住的那楼下时，已经十点半了，这时我热得汗流浃背，背心、衬衣都全湿透了。
我这人脑袋不灵，但憨劲还有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部队上粮也不够吃，大家吃完一碗后等着，然后炊事员再给一人打一勺，吃完再等着，看还能不能再匀半勺。因此部队就在山上开了些荒地，种些洋芋、谷子、糜子，补充粮食不足。到了收获季节，就靠大家往回背。背洋芋一麻袋大约100斤，大家一人一麻袋，虽十几里山路，都还有说有笑，轻轻松松就背回去了。最后剩下一麻袋和一长口袋，队长说叫我明天上午往回背，那班哨叫别人上。第二天到山上我一看，跑两趟实在麻烦，我就设法把一麻袋先绑好，然后又把那一口袋横在麻袋上面也绑好。试着背，背了几次都背不起，后来我借助一个台阶，终于背起来了，在路上走走歇歇，硬是背了回去。战友们看到都很惊讶，居然拿大秤称了一下，合起来180多斤。战友们开玩笑挖苦我说：“吴保恒这是懒汉担山！”
但这次背羊就不一样了，事后我总结经验教训，一是穿得太厚，兰州最低气温才摄氏零下十几度，不用穿那么厚；二是城里头不像山里，还老怕硬邦邦的羊挂碰到街上走的人身上；三是我毕竟三十岁了，不像当战士那样一天执勤训练身体有劲了。更主要是思想有负担，只害怕有造反派看见，心理压力不小。
找到楼上王世泰住的房子，还好，他老人家在。我敲开门后，王老看我是位解放军，还背只羊，就让我进了门。我望着这位我非常敬重的革命老前辈，在陕北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起闹革命、年纪已六十开外的老人，挺高的大个子，曾被人夸为“西北名将”的老将军，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虽说有些清廋，但看着还算精神。
我把羊放下后，他客气地让我坐下，还去给我沏了一杯茶。然后才问：“你是从青海来的？”
我热得满头大汗，掏出裤子口袋里的小手帕擦脸，边擦便回答说：“是青海独立师王副政委给你送的。”
他看我把手帕都擦湿透了，找了条毛巾递给我，叫我用那擦。我接过手放在桌上，忙说：“好了！”
“你是怀玺部队的？”
“嗯。”我赶紧回答。
我扫视房间比较陈旧，好像是里面还有一间或两间。我看他也陪坐下了，就问：“您给王副政委还有啥事吗？”
他说：“没事，就说我好着呢！”我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宽心话，实际上造反派批呀斗呀，罪受扎了，这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在路上两边墙上就看到有“打倒汪锋、王世泰”、“彻底批判王世泰”的一类标语。
我看王老不说话，就说:“没事,那我就走了。”
谁知王老则说：“不急，喝口水再走。”
我也真渴了，但一端杯子，还比较烫，没喝又放下了。
王老把杯子盖子拿下，又说： “不急，喝了走。”
在等着茶凉的时候，王老开口了，问我那里人，爱人在那里？特别是听说我在延安工作过，爱人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当过讲解员、又在他的家乡黄连河搞过社教时，王老一下兴奋了，脸上露出了恐怕几年来难得的笑容。
王老说话也放开了些，问我：“林彪垮了，部队有啥反应？”
我说：“都说好得很，林彪搞极左、突出政治，害人不浅，把部队搞得军事素质不行了。”
他又问：“叫工农兵上大学，你们部队有没？”
我说：“有，我们宣传科还抽去了一个。”
这时茶凉些了，王老催我喝茶。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满嘴清香。
我小时候家里穷，就从没喝过茶，所以对茶叶也就没啥概念。当兵之后，由于执勤训练任务大，那时渴了就是拿起铁马勺从缸里舀生水，或是用大碗喝面汤，咕咚咕咚一下子就喝够了。后来部队调防到青海，那地方因海拔高，吃的肉和蒸的馍都不太熟，所以部队给大家配的有像西安城墙老砖那么大的“砖茶”（也叫茯茶），粗枝大叶、棍棍棒棒的，但那茶若配上酥油、加上点盐，非常好喝，开胃助消化，大家都非常爱喝。
王老看我喝茶，停了一会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三十岁了。”
王老有感触地说：“三十而立，正是干事的时候。”
我看着他老人家，笑笑没吭气。
他接着又问：“你在部队做什么工作？”
我说：“搞宣传，在师宣传科。”
他说：“那很重要啊！在陕甘宁边区的时候，部队很缺宣传文化干部，有个高小文化程度的，都当宝贝。”
我看着他，敬重地说:“首长，我听说您年轻时厉害地很，当兵不到三年就当团长了！”
“那是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他看我正襟危坐，便又催我喝茶。
接着又说了些别的啥，现在我想不起来了。
从王老家出来后，已晚上十一点过了。这时我倒一点都感觉不到累了，精神抖数地快步走回到兰州军区招待所。
以后我再没见过王老。直到我转业到西安，王怀玺副政委离休先开始在三原休养，后来也搬到到西安，我和王副政委联系又多起来。中间听说王老和老伴回过延安，再后来就转送给了我一本《王世泰回忆录》。我把王老的回忆录读了至少不下三遍，至今有些细节我还能背下来。如刚解放时，他领导修天水到兰州的铁路。特别是文革中他被诬陷、批斗八、九年，后来是周恩来总理发话，才被解放出来的。又如解放出来以后，他先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又任省政协主席、省人大主任等。全国解放以后，一直就在甘肃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
2018.2.20
作者简介：陕西眉县人，1941年11月12日生，1961年7月参加工作，1962年6月参军，1964年6月入党。历任战士、班长、书记、干事、副科长、科长、处长，1980年转业到陕西日报，历任记者站长、处长、经理部经理，兼《陕西农民报》总编。2000年6月起，经陕西省教委批准，办起陕西省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现西安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17年来对17万多农民“授之以渔”，增收明显。因此被陕西省委组织部、省老干局授予“陕西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作品先后发表于陕西日报、青海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和《新闻战线》杂志等，出版有《自乐集》、《老吴日记》等。现任陕西省村社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陕西省经济学会服务三农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陕西老促会理事、陕西省老科协常务理事、三秦文化研究会研究员。被誉为中国“三产融合”始作佣者之一，还被聘为发展中国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新农村建设（内参）》编委、《中国新农村》杂志高级顾问等。
